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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越万里的“逆行”

来源: 新华网军事频道——解放军报 编辑:唐庆 2019-09-12 09:45:03  

2014年11月14日,我从重庆踏上远赴非洲抗击埃博拉的征途。

深秋的凉意,冻得人鼻尖微红。校园主干道两旁,每隔一米站着一位送行的战友。那一刻我告诉自己:“出征了!”

面对西非大地肆虐的埃博拉病毒,中国军人义无反顾奔赴战场

“埃博拉”,原本是流淌在西非大地上一条美丽而静谧的河流的名字,却因为一种罕见的烈性传染病病毒,震惊全世界。它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史上最致命的病毒之一,没有特效药,感染死亡率高达50%~60%。

死神肆虐西非大地。一时间,“逃离”,成为人们的第一反应。危急时刻,中国却先后派出了数支援非医疗队,直面死神,上演了跨越万里的“逆行”。

此去路途之遥,有多艰难?没人说得清楚。

临行前,有人剪下了自己的一绺头发装在信封里留给爱人,有人写下了遗书。

出发前一天晚上,在寄宿学校读书的女儿给我打来电话。她带着哭腔说:“妈妈,我可不可以不考试了,去送送你?”

“不行不行!”我一听就急了,连忙阻止她,匆匆挂了电话。

我们的“战场”,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——利比里亚。那里卫生条件非常差,医疗资源严重不足。医疗队出发前的那几天,还陆续传来当地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消息。这就意味着,我们要一切从零开始,为当地民众、也为自己建起生命的堡垒。

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医疗援外行动。作为我军首批援利抗埃医疗队的总护士长,我立下“军令状”:“只要有一个工作人员感染,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护士长。多少人出去,就要一个都不少地回来!”

掷地有声容易,要做到却很难。尽管已经有过多次应对传染病疫情的经验,但面对埃博拉这样的烈性病毒,我还是不敢掉以轻心。从建立护理制度、规范护理流程,到制作提示标识、准备防护用品,再到给医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个人防护用品穿脱的培训,每一项工作、每一个细节,我都严格把关。为了实现案头设计到床头操作精准对接,国内集训期间,我曾一周内飞4趟北京。

我们带来的不只是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,还有人道主义的关怀

我们承建的埃博拉诊疗中心刚建成不久,一天,一名男子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,慌慌张张地声称自己感染了埃博拉病毒。

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位“埃博拉患者”。整个中心瞬间进入“应战”状态。

当时,我们附近还有不少别的国家援建的医院,这位患者却首先选择了我们。这是对中国医护人员发自内心的信任!那一刻,我感觉自己肩膀上担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

患者很快被安排进了隔离病房。我定了定神,跟着医疗队首席专家毛青主任,率先进入了病房,同紧随其后的三名医护人员,组成了一个“临时作战小分队”。经过细致检查和初步治疗,近两个小时后,我们出来了。

我松了口气,正欲换下身上那棉被一般闷热的防护服时,救护车又送来一名疑似埃博拉患者。

这身防护服里外好几层,等下一组人员穿戴完毕,至少还要20分钟。

医疗队规定,穿着防护服“全副武装”在病房中最长不能超过两个小时。但我们几个评估了一下自己的体力后,又一头扎进了病房。

在闷热狭小的空间内,大家汗如雨下。我们的口罩一旦被汗水浸透,便有窒息的感觉。大家虽然濒临体力极限,却都咬牙坚持着。

又过了许久,我们终于得以从病房出来。那时的我,口罩已被汗水浸透,全身湿得都往下滴水,身体已接近虚脱。虽然后来队里严禁队员再有类似行为,但是想到那是我们来到利比里亚后打的“第一仗”,想到患者眼中对中国医护人员的期待,我还是觉得,值了!

然而,有的时候,纵然我们再怎么努力,也无法阻止死神的魔爪。终于,还是传来了一位埃博拉患者被确认死亡的消息。我们在感到悲伤之余,很快想起,患者的儿子小罗伯特,也是一位埃博拉患者。他当时就在旁边,亲眼目睹了父亲的离去。成人都很难承受这样的打击吧,更何况一个孩子。

语言沟通常有隔阂,但心灵关怀没有国界。当我们代表祖国来到这里,带来的不只是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,还有人道主义的关怀。

埃博拉病房是多人一间,所以看起来,小罗伯特并不孤独。但我们还是格外关照他,教他跳舞、说中文、做游戏。在我们的悉心照料下,小罗伯特很快走出了阴影,重新变回那个乐观开朗的小男子汉,并顽强地战胜了疾病。

痊愈出院那天,小罗伯特特意用中文对我说了句:“我爱你,中国妈妈!”

蕴含着勇气与博爱精神的“南丁格尔”奖章,闪耀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光芒

疑似埃博拉患者,入院后会直接进入隔离病房,直到3天后检查结果出来,才能确定是出院还是转入埃博拉病房。在此期间,他们只能待在狭小的隔离病房内,目之所及只有墙壁。

有一个小女孩,名叫奥古斯塔,时年8岁。本该是无忧无虑的年纪,她却被困在单调的病房内,等待检查结果的“宣判”。

在国内时,我便注意到了传染病患者的心理感受问题。我觉得,病房不应该是让患者心生恐惧的地方,而是要让他们感受到温暖。于是,我每次走进奥古斯塔的隔离病房,都尽可能地多陪伴她,哪怕只是说说话。有时从病房外面的隔离带外路过,我也会特地在奥古斯塔的窗户外停留片刻,同她打个招呼,给她一个鼓励的微笑。

有一天,奥古斯塔跟我说,她非常喜欢中国,希望长大后能去中国留学。听到“希望”这个词,我欣慰地笑了。

2017年,因为在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中的表现,我有幸获得了“南丁格尔”奖章。我所理解的“提灯女神”精神,正是用勇气与担当面对危险与灾难,用仁心与博爱为世界带来温暖与希望。

当我站上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,看到那枚奖章在灯光下闪耀,我明白,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光芒。

在利比里亚约70天,医疗队共接诊患者112例,收治64例,其中疑似埃博拉患者59例,确诊5例,治愈3例,还为利方培训医护人员和社区卫生骨干1500多人。正是有祖国的强大支持,有全体队员的共同努力,才顺利实现了“打胜仗、零感染”的目标,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中国力量、中国情怀。

还记得2015年的元旦,我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跨年。当天一大早,我们便早早在诊疗中心门口整齐列队。当雄壮的国歌声响起,当五星红旗高高飘扬,望着碧蓝天幕下那一抹鲜艳的红色,我感到一股滚烫的力量从胸腔喷涌而出,迅速流遍全身。鼻子顿时一酸,眼中有泪滴滚落下来。

对于入伍近30年的我来说,很清楚这种热血沸腾感觉从何而来——

很骄傲,能够佩戴国旗出征海外;更骄傲的是,能用自己的努力,让她鲜明的色彩,永远地飘扬在利比里亚民众的心中。(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病科护士长 游建平)(罗杨、李莞梅采访整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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